摘要： 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首先，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制度不同，决定了它们选择不同的经济转型路径。其次，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而破坏性创新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与统筹协调战略，以促进各地区与各类市场相对均衡发展。
关键词：经济管理论文,制度决定转型路径,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经济转型，实质上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不同体制下，实现经济转型的路径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推进技术创新并实现产业技术层次的升级，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坚持生产要素资源的集约发展，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取向。优化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保障。在主要依靠市场推动基础上适当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提高劳动价值率和提高劳动价值产出率，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实施宏观调控的重大措施。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转型的最终归宿。[1]
总结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在这些规律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正确认识这些规律及其内部关系，对于顺应时代要求、稳步推进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2]
一、制度决定转型路径规律
由于各国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不同，决定了它们选择不同的经济转型道路。有学者认为，按照经济转型的速度标准，可分为激进的转型和渐进的转型。前者指实施一个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终极目标，试图一步跨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后者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它注重的是改革过程。激进改革方式的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流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体系，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生存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决定了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前者始于熊彼特，后经耐尔森等人发展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实证性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的增长发生机制。后者则是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
仉建涛(2002)认为：同类转型方式中，各国均有自己的特点。社会实践使前苏联、东欧各国、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走向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漫长征程，各转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型道路，结果也各不相同。它们选择不同的转型路径，主要不是取决于各国领导集体个人志趣等外在因素，而是取决于其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同为伴随基本制度转变的激进式改革，德国东部与独联体、东欧国家就有许多不同。首先，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是在各主权国家内进行的，而德国东部则是在完全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以融入联邦德国的方式而转型的。其次，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德国西部地区实践了40多年，并且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法律和法规。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被直接运用于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过程，而且执行者是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而独联体和东欧各经济转型的国家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在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缓慢前进。最后，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有西部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在德国东部地区私有化受阻、吸引外资缓慢、生产剧降、失业猛增的情况下，其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靠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才能实现，而这种财政支持是任何独联体和东欧国家都无法得到的。[3]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原有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其改革的模式只能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偏差”，又都是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本土化”特征相关。[4]
传统路径和新路径的辩证关系。在任何一种体制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国家或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人们会很自然地习惯于沿着原有的道路发展经济，或者借着原有制度的运行惯性一直往前走，哪怕这些路径或制度是低效率的，这就是人们对传统路径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一旦达到过分的程度，则新路径就很难被人们所接受，哪怕沿着这些新路径发展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对于推进经济转型的影响是潜在的和长期的，对创新的影响有时可能是破坏性的。布兰.阿热(W.Brian Arther)运用数学模型对技术轨迹路径依赖的分析证明(1989)：即便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技术，由于某种原因晚到一步，就没有先进入者的诸多优势，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甚至被锁定于一种被动的、难以自拔的状态。换言之，最后生存下来的技术可能不是最好的技术。[5]对这个道理，诺斯作了通俗易懂而又十分简明的概括：你的起点与你所走过的道路，将决定你未来的选择。[6]究竟选择传统路径与还是选择新路径，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并有所作为，但是需要谨慎行事，因为一旦选错发展路径，就意味着必须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
利益集团与制度效力的辩证关系。朱亿维、黄大熹(2008)认为：相似或是相同的社会地位、背景和立场，特别是利益追求的一致性，是利益集团得以聚合的根本要素。毫无疑问，特殊利益集团是利益集团的一种类型，它具有一般利益集团所拥有的共同特征。同时，它又是公权力者以及与公权力者进行恶性结盟的一个利益主体，他们往往利用公权力排斥其他利益集团的竞争，谋求利益垄断。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中，特殊利益集团滋生的土壤更肥沃，尤其是在制度变迁比较剧烈的背景下，特殊利益集团的恶性膨胀有可能扭曲制度建设，更有甚者会主导制度变迁过程，使政治发展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特殊利益集团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必然对政治发展所涵盖的价值取向构成危害，制度效力被特殊利益集团削弱。这些危害主要是：削弱社会公平价值;阻滞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动摇民主的基础;损害政权的权威性。[7]我们只有通过构建合理的社会公平机制、拓展合法的民主空间和有效制约权力等手段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性，才能提高转型绩效。只有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肢解政治利益集团，最大限度的减少权力垄断和行业资源垄断行为，才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推进经济转型，彰显制度的效力。
二、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规律
技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是世界各国经济转型的普遍规律。技术的这种带动作用，主要依靠创新来实现。辜胜阻(2010)认为，加快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产业创新力度和创新强度，构建技术先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不仅是产业自身演进规律的客观必然，也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动力，有利于改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核心技术受控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的格局。从本质特征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内容是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没有技术支撑，就谈不上新兴产业的大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孕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危机后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推动新一轮的经济繁荣。[8]
破坏性创新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支撑作用。破坏性创新理论揭示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的技术进步就是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交替发展的过程。破坏性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非竞争性”及其对产业竞争规则的“颠覆性”特点，使得主流市场的领导企业很难作出恰当的回应。破坏性创新在造成无数领袖群伦的大公司消亡的同时，也为产业新进入者提供了技术赶超的契机。孙建广、檀润华(2011)认为，破坏性创新是一种高效的创新设计方法，通过破坏性创新，企业可以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田红云 (2010)认为，破坏性创新是近年来管理理论研究领域新兴的热点问题，破坏性创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是科技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所包容的知识含量越来越多，渐进性的二次创新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和企业尚未完成前一代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发达国家及其公司已经开发出第二代技术，同时由于技术市场化速度的加快，模仿性产品刚刚推出就被新一代产品所驱逐。其次，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发展使曾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模仿的专利制度面临挑战。再次，从事破坏性创新的企业也进行维持性的创新。将破坏性创新运用于指导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实践，是构建我国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的必经途径。[9]要实现产业技术的破坏性创新，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利用，保证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辩证关系。韩和元(2010)指出：一个新兴产业要想真正成为战略性产业，在经济中能够发挥支柱性作用，实际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毕竟一项新的技术顺利转换为产业，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概率并不高。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方向，自觉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政府不能太热情。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新兴产业的扶持者而不是主导者，是有利于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的公共和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结果的裁判者。[10]另外，传统产业也是从以往的新产业演变过来的，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其中不乏具有一定知识密集度的行业，甚至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只要通过恰当改造或者资产重组就可实现转型升级，应当与新兴产业同步发展，不可轻易放弃它们。
自主创新与科技体制的辩证关系。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我们再也不能不面对线性科技体制日益凸显的种种弊端对自主创新带来的不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界形成科技人员跟着项目跑、围着经费转的对资源过度竞争的局面，显然与自主创新的要求是相悖的。现行的以计划专项分配科研资源、以绩效评估对科技资源再分配的管理体制，并不适应对自主创新的管理，因为自主创新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它不是下达计划与拨给经费就能实现的。[11]另外，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开发与市场需求脱节，也是我国自主创新中的典型问题。企业开发所需的技术难以获得突破，产学研结合在路径上、方式上都存在体制和机制的严重约束，致使企业的科技开发、产品开发和工艺开发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创新型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其他后发国家。因此，要推进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本土化与市场化，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三、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规律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12] 悟宇(2010)认为，市场平衡问题就是生产销售创造的财富再分配问题，就是再投资与工资再分配的问题，也需要科学合理的平衡分配，保障生产与消费在平衡中有序循环。只有在消费和生产平衡中才能产生自然的有序，才是真正的市场规律。资本有绝对的控制力量，资本的掠夺造成相对的生产过剩，产生消费力不足，内需不足，这样的市场是被破坏了的市场，在被破坏的市场中发生经济危机是难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规律，不是以追求更高利润掠夺资本为目标，而是遵循市场的平衡有序循环，在平衡有序中稳定创造利润发展经济，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保障所有国民健康生存为目的。我们应当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和基本要求.积极通过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来实现;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指导原则，包括采用不平衡发展与统筹协凋战略，促进市场相对均衡发展。
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辩证关系。谢伏瞻(2010)指出，在转型时期，我们强调扩大内需、赋予经济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同时，不能忽视现阶段外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扩大内需是一个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必须继续发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在我国经济外向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假设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突然下降，可能会引起经济的大的波动;稳定外需有利于促进劳动就业，从而对拉动内需起到促进作用;稳定外需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产能，提高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既要坚持立足国内，把政策着力点放在全面扩大内需上，挖掘内需的潜力，又要坚持统筹国际，认真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13]
公共财政与资本市场的辩证关系。依靠资本支撑，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性要求。无论是发展尖端科技、培养高端人才，还是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技术，以及结构调整中的产权重组、人员分流、社会福利等，都离不开强大的资本支撑。而这些资本仅靠公共财政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资本市场。一方面，国家应加大财政投入。灵活调整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减少税收，增加转移支付，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刺激经济回升，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尚福林(2008)认为，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总结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经验，不断加深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探索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路径，对于在新时期拓宽中国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全局的功能，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环境下的竞争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资本暨资本市场就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在实现着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不断飞跃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21世纪的今天，资本市场仍然是最重要最先进的经济文化，崛起中的中国必须要掌握它，占领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只有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创造有效的要素交换市场，让它支持中国经济再发展30～50年，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促进中国的崛起。[14]
参考文献：
[1]仉建涛，关于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思考[J]，经济经纬，2002, (6)。
[2]吴忠民，积极应对社会矛盾才能保证发展[N],学习时报，2010年11月1日。
[3]仉建涛，关于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思考[J]，经济经纬，2002, (6)。
[4]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5]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19~421页。
[6]张军，书里书外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8页。
[7]朱亿维、黄大熹，政治发展视阈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危害性浅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04期。
[8]辜胜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力[EB/OL],人民网，2011年03月03日。
[9]田红云 , 破坏性创新与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构建[M], 上海三联书店, 2010-12-01。
[10]韩和元，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是新兴产业成功的关键[N],新华日报，2010年9月28日。
[11]李真真，科技体制须“二次改革”[N],新华日报，2010年11月23日。
[12]刘军红,日本经济转型的“市场意识”[J],《瞭望》新闻周刊, 2010年03月29日。
[13]谢伏瞻，正确处理内需外需关系[N],新华日报，2010年11月23日。
[14]祈斌, 《资本市场》之：经济转型的难点和焦点[A], 祈斌,《资本市场》：中国经济的缝纫[C], 中信出版社, 201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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