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著作出版，参编教材，教材出版，核心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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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社会教育开始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社会教育机构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有关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发展历程，规章制度，组织结构，活动内容等几个方面。通过对民国社会教育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其合作办学，国际交流，培养师资，灵活机动的经验值得当代社会教育机构的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研究述评
我国近代社会教育是以1912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成立为标志，通过建立和完善面向社会民众的文化设施和组织机构来充分发挥其教育效能。[1]进而达到移风易俗、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养成现代公民之功效。[2]社会教育的施行离不开社会教育机构，国内关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制度、行政、教材等方面。郑周认为有关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研究主要为区域性（中西部地区）社会教育研究、有关社会教育行政的研究、社会教育机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民众教育馆。[3]纵观近些年学界的研究，并未有关于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深入性的研究综述。本文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有关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研究展开述评，探讨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类型、发展原因、主要活动内容、特点和作用，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进而为当代社会教育机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与借鉴。
一、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类型及发展
（一）有关社会教育机构类型的研究
从我国近代社会教育机构类型来看，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就已经有类似社会教育机构组织的存在，[4]在《奏定劝学所章程》中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至民国初期设立的一系列公私立通俗教育馆，1915年9月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分为小说、戏曲和讲演三股，旨在“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5]都可视为是民众教育馆的前身。除了民众教育馆之外，还有对图书馆、科学教育馆、博物馆的研究。徐悦蕾，白欣在《民国时期的福建省立科学馆》一文中论述了福建省立科学馆的创建始末及发展，组织规章和组织机构，化学部、物理部、生物学部的主要工作，对当地民众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等。[6]郭鉴，刘淑红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对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的推进》一文中论述了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创建的时代背景，组织形式，对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的推行。[7]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图书馆是当时社会各界最为看重的社会教育机构，[8]于厚海在《社会阅读视域下的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初探》一文中论述了民国初期有关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推行社会阅读来构建社会阅读生态体系，保障民众的阅读权利、增加阅读机会、改善阅读条件、提高阅读能力。[9]近代中国首个公共博物馆是张骞创立的南通博物苑，有关民国时期博物馆的研究主要论述了民国时期博物馆的成立与发展，主要类型及其作用，博物馆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天然场所，担负着社会教育的功能等。这些观点在史勇的《民国知识界视域中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上)》，苏全有、丁高杰的《民国时期我国各类博物馆述论》，李飞的《社会、学校与家庭: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引介和实践》等研究中均有体现，此外李军在《晚清民国时期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中重点阐述了国人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认识的发展。[10]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研究多集中在民众教育馆，这与民众教育馆是民国社会教育的主要施教机构有关，而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科学教育馆的研究较少，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些社教机构的创建缘起，发展历程，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社会教育功能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呈现出区域性的研究特点。
（二）有关社会教育机构发展的研究
社会教育机构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民国社会教育机构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教育的发展阶段密切相连。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2-1927）是民国成立之初至1927年，为初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28-1937）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三阶段（1938-1949）为在战争中曲折发展时期。[11]杨才林，周慧梅在《论清末和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一文中根据政权的更迭过程和社会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将民国社会教育细分为四期。[12]整体看来，有关社会教育发展的时间段研究较为详细，社会教育机构的发展基本与这些时间段相吻合，也有关于抗战时期创办的社会教育机构的个体研究，如甘肃地区的科学教育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仅选择每一历史时期中代表性的史料稍作阐述。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有着多重因素，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和规则，积聚和整合多方力量，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长久有效的支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民众教育馆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教育机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馆数由1929年的386所增至1612所，工作人员也由1929年的1857人增至7054人。[13]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实有多方的论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开办的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发展成为抗战前广东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完善的社会教育机构。[14]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国政府在《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规定了在抗战时期办理社会教育的注意事项：“确定社会教育制度，并迅速完成其机构，充分利用一切现有之组织与工具，务其于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并普及适应于建国需要之基础训练。”[15]由于抗战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全力支持，全国社会教育机构的数量在这一曲折的历史时期内不降反增。抗日战争的爆发虽然破坏之前发展的各项社会教育事业，但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16]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甘肃、贵州、云南、陕西的社会教育机构有所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抗战建国和开发西北这一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以位于西北边疆的甘肃省为例，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全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向西北、西南等后方转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发西北的浪潮成为推动西北地区社会教育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国人认为建设西北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与实业，[17]社会教育机构在这一时期兴办不绝，旨在普及科学教育的甘肃科学教育馆于1939年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其中一项工作方针是辅导各地方图书馆及其它社教机关。[18]
二、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社会教育机构规章制度的研究
规章制度的制定可以让社会教育机构的管理更趋为完善，工作更加细化，有些事务可以根据事实需要分别或合并设置，在推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更加机动灵活。[19]社会教育颁发的部令，相关社会教育机构的设立，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逐步推行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教育部陆续公布的有关各种社会教育机构的施行规则、规程、颁发、计划书等又从实施规程的层面予以了强化。[20]一些地方上的社会教育机构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规则制定简章及办法，如绥远全区通俗教育讲演所遵照教育部颁定规程设置简章、讲演规则、讲演传习所办法。[21]当然，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也规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国立西北图书馆规定了其具体任务包括：访求、整理、保存、展览西北各省之文物；采购各国最近学者名著，杂志，便利各学校生员和学者的使用；注重采集、研究、翻译境内如蒙、藏、回等少数民族的著作；辅导各地方图书馆及其它社教机关等。[22]从这些具体任务中能够了解到国立西北图书馆以提供资料为学术研究服务为主，同时发挥辅助社会教育的作用。福建省立科学馆在创办伊始也拟定了较为完善的章程、组织大纲、办事细则，还有为科学馆的附属各部门制定了的相关的须知。[23]甘肃科学教育馆也由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条例》，安排了馆长及相关的工作人员，规定了甘肃科学教育馆隶属于教育部，其主要任务是办理甘肃省通俗科学教育馆，并辅导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推行科学教育。[24]
（二）社会教育机构活动内容与方式的研究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目标在于社会教育、民众启蒙、文化发展，主要活动内容以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学教育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生产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25]通过指导培训会员，让民众直接参与讨论地方和基层公共事物等方式来提高当地民众思想政治教育。[26]以绥远社会教育所为例，在向当地民众进行讲演宣传活动的主题有卫生常识、科学常识、时事政治、乡村教育、识字运动、农林垦殖、社会教育、筑路水利、提倡国货及破除迷信等，较为贴近当地民众生活实际。[27]而社会教育机构的主要施教方式包括：讲演宣传。通俗讲演是用浅近的语言向普遍的大众发表意见，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常用的教育手段之一，相对于其他教育形式而言，通俗讲演所需资源很少，具备极大的灵活性，活动范围广，通俗讲演也因之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28]出版订阅刊物。社会教育机构多编有专为学术研究的刊物，供民众阅读的报纸。绥远社会教育所、湖北民众教育馆联合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等机构都出版刊物，既有学术研究，也向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图书阅览。图书馆主要采用设立分馆和流动书车等方式推动图书的流通及阅览，以便利当地民众的阅读。[29]民国时期的通俗图书馆通过多种方式来推广阅读，提升民众知识水平。[30]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广泛征集社会图书、充实图书馆藏量，并于馆内设阅览室,以供教授、学者应用。[31]除了图书馆外，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也提供图书阅览服务，如甘肃科学教育馆馆藏各种科学参考书籍约一万册，除供该馆职员自用外，外界人士也可按照规程借阅，藉以增进一般人士科学知识。[32]除了以上方式外，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活动方式还有张贴壁报，举办展览，巡回放映，播放教育电影等多种方式，充分体现出社会教育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三）社会教育机构组织结构的研究
不同的社会教育机构，其组织机构也有所不同，有关民国社会教育机构的研究中均涉及到组织结构。教育部公布的有关规程中对组织结构和施行方式做出了相关规定，同时给地方民众教育的组织设置留有较大的空间，各地可视具体情况灵活设置。如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内设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康乐教育四部，1933年成立的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有体育、讲演、陈列、教学等五部以及各种委员会，1934年时的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有康乐、生计、教导、总务等五部，1935年时的北平第一社会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馆设有阅览、教学、康乐和实验四部，[33]由此可见，不同地方的民众教育馆组织结构同中有异。
（四）社会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研究
民国教育经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制体系内，有关社会教育机构经费的研究较少，从已有文献看社会教育机构的活动经费主要由政府在社会教育项下的经费拨给，民间资本也给与了大力支持，经费短缺是各地社会教育机构的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在教育经费整体短缺的社会背景下，学校教育经费尚难保证，更遑论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机构所得经费为数过微，以致设备简陋，难图发展。[34]
三、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研究的经验与借鉴
（一）注重多方合作
其一，社会教育机构与学校合作办学。社会教育机构、大中小学都规定了各自的活动任务，注重社会与学校的互通合作。《民众教育馆辅导各地教育办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了民众教育馆应辅导或协助各该区社会教育机关及公私立中小学兼办社会教育。[35]国立西北师院对学生参与社会教育亦做出了规定：“本学院须于暑假或寒假期内从事社会服务或劳动服务。如社会教育，义务教育，新生活运动等之服务，农业或工厂之实习，或社会调查等，服务时间至少应有四星期，无此项服务证明书者，不得毕业。”[36]1939年8月，贵阳成立了“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规定由中小学校兼办社会教育。[37]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具有相互依赖性，为社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师资、校舍等必不可少的资源与条件，扩展了学校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率。[38]民国之初，社会教育体系和设施尚未完备，没有自己的施教场所，多是借用学校的校舍、场地开展教育活动，学校教育也为社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学生不参与社会教育则无法毕业。[39]高校学生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主力军，他们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利用业余时间广泛的参与到社会教育这一浪潮中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各个学院根据院系专业都分配社会教育工作：文理学院主办了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防空防毒讲习班、科学常识讲习班等；法商学院主办了法律常识讲习班、地方自治讲习班、商业补习班等；师范学院主办了小学教员讲习会、小学教员通讯研究部、民众学校等。[40]其二，社会教育机构注重与国际交流。甘肃科学教育馆组织翻译国外畅销通俗科学读物，如《战时与平时之原子能》，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落后的状况。[41]国立西北图书馆还特别注重科学技术资料的介绍和引进工作，1943年开设的“图书杂志影片室”，由国际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供给世界上最新出版学术杂志的微缩胶卷，并配有显微阅读机。贵州省立科学馆通过邀请浙江大学苏步青教授，英国科学考察团团长、生物化学家兼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来馆作学术报告。[42]
（二）提高社会教育人员的施教水平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注重培养专业的人才以提升师资水平，扩充师资队伍。周慧梅在《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师资的培养方式及其特征》中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师资的培养主要是创设相应的培养师资体系，包括学制体系下的学校教育形式和短期训练班，立足实际，实现师资培养方式和途径的多样化，因地域、文化习俗等的差异导致生源的地域化，保证了师资队伍的实用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层次社会教育师资需求。[43]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于1936年举行说书人员培训班，从各方面强化说书人的演讲技能，还为说书人提供备演说之用历史和时政材料。[44]除了培训师资之外，还有意识的对社会教育人员的从教资格进行检定，1933年2月教育部通过的《修正通俗讲演员检定条例》中规定“现任通俗讲演人员及志愿担任通俗讲演工作者，一律接受检定”“未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者不得充任”[45]，其中的讲演员即为施行社会教育人员；这些规定与举措在优化社教人员队伍，提高社教人员素质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灵活多样的施教方式
与学校教育相比，社会教育的施行方式更为灵活多样。社会教育施行方式之一的通俗讲演，其盛行一时的部分原因是所需资源少、成本低廉、方式灵活、益于操作、受众较广。由于民国初年的地方社会教育机构普遍受困于经费问题，通俗讲演的优势自然突显出来，通俗讲演也因之成为施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46]其他一些社会教育机构如图书馆在实施社会教育时的方式亦不拘一格、灵活多样，比如举办读书会、讲演会等。[47]我国的社会教育机构自晚清起，历经民国，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时间。社会教育体系愈为完善，社会教育机构的种类更加丰富，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美术馆等涌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教育活动的方式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为灵活，人们走进博物馆中可以通过二维码聆听文物的前世今生，亦可通过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举办的学术讲座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人们提升自己的途径更为广泛、多样、灵活。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机构的多方合作、培养师资、灵活机动的施教经验，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启示和借鉴。
作者：郭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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