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史艺术论文,核心论文发表,青铜文化,历史特性
西周至春秋时期巴人青铜铸造业的发展
西周以后,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发现小件青铜器的数量亦在进一步增长,如清江流域香炉石遗址[8]251的西周文化层中(第④层),就出土了小件铜器14件,其中有铜锥4件、铜凿1件、铜削1件、铜镞7件、铜环1件、铜鱼钩1件等。在该遗址的东周文化层(第③层),亦出土小件铜器14件。器类有锥、凿、削、镞等,其中有铜镞8件,可分三式,占57%以上。在清江鄢家坪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制作铜工具的陶范残片,可知铸器的形状者有铜斧等器类。在清江岩屋顶西周时期的墓葬材料中,发现了一件陶范,属于铸造“鱼叉”的范具,且完整无损。在峡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当中,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如在巫山双堰塘遗址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先后共发现小件铜器58件。其中1997年第一次发掘时发现小件铜器28件[9]57,器形有镞、刮刀、鱼钩、锥、条形器、蝎形饰、杈角形饰和珠形饰等。2000年第三次发掘时发现小件铜器30件[10]112,器形有镞、鱼钩、条形器、铲形器、钉形器、锥形器等等,其中有铜镞12件(分四型共六式)、鱼钩3件(分三式)。在忠县中坝遗址周代文化堆积层中,也先后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件青铜器。1997年出土小件铜器9件[11]598,其中有铜镞6件、铜饰3件。1999年出土小件铜器15件[12]1036,其中有铜镞11件、铜鱼钩1件,此外还有铜环及铜器残件等。2000年发掘时出土了斧、削、镞、印章、饰件等小件青铜器[13]1592。在秭归柳林溪[14]193周代遗址中也发现小件铜器19件,可分生产工具、狩猎工具和装饰品,器形有箭镞、刀、环、套筒等,其中有铜镞10件,可分为二型三式。除了一些小件铜器外,伴随青铜器出土的还有一些冶铸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铜矿渣,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如在秭归官庄坪、巫山双堰塘、丰都玉溪坪、石地坝等西周时期的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青铜冶炼后遗留下来的残铜渣。有的遗址还发现了当时用于铸造青铜器小件的范模。如1981年,秭归柳林溪遗址[15]102商周文化层中,发现了两件陶范,均为泥质红陶,为扁形器外范,可能是铸造铜凿的,其中1件长9.9厘米、宽5.7厘米、厚3厘米。1997年,云阳李家坝遗址[16]219的商周文化层中出土一件用红砂石制作而成的钺范,宽11.1厘米、长8.7厘米。1981年,秭归官庄坪遗址[17]312东周早期的文化堆积层发现了一件用棕红色砂岩制成的刀范,范面阴刻刀模,刀背厚,刃薄,弧背平刃,直柄中间有凹槽,柄与刀身结合处有三道朝下的刻划痕迹,石范全长9.5厘米、最宽处6.8厘米、最厚处3.4厘米。总而言之,夏商周时期,巴族所在的三峡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均属于小件青铜器,器形简单,铸造粗糙,多为镞、针、锥、钩之类,主要是用于狩猎、战争、捕鱼、缝织服装或编织渔网等等。大件青铜器虽偶有发现,但这些大件青铜器均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酒器,且多窖藏于江、河岸边,并非出自遗址或墓葬中,作为祭祀之器有可能源自中原地区而非本地制造。从清江香炉石、巫山双堰塘等早期巴文化最具代表性遗址出土的小件铜器可以看出,当时巴族的青铜铸造业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在三峡东部的两湖地区、北部的陕南汉水上游地区、西部的城都平原地区都有商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出土,因此,与周邻地区相比,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还是显得比较落后。这是由巴族所处的三峡地理环境以及渔猎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当时巴国无法与楚、蜀相抗衡的真正原因。
战国到两汉时期巴人青铜铸造业的繁荣
战国时期,巴人的青铜制造业在商周时期的萌芽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青铜工艺逐步成为巴族地区带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无论是铸造的质量,还是装饰技法,以及对青铜器原料的配料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一批铸范及有关铸造遗物,反映了巴族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冶铸业状况。建国以来,在巴族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青铜乐器、生活器、兵器。青铜乐器以虎钮錞于、编钟、铜钲为代表;兵器以剑、戈、矛、钺为代表;生活器以釜、洗、壶、鍪等为代表[18]76。从这一时期巴族地区青铜器的出土方式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人类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小件青铜器,主要有兵器类、工具类、其它类。兵器类中以箭镞最多,形式有双翼式、三棱式等。工具类主要有刀、斧、鱼钩等。其它类主要有镯、圈、环、簪、钮等等。另在不少遗址地层中发现有铜矿渣。二是在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边、山坡、洞穴或树下。分布范围很广,在峡江地区与巴族内陆腹地均有发现。器类以大件青铜器为主,尤其是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铜钲)和生活器(生活器以釜、洗、壶)为主,青铜兵器在巴族内陆腹地的窖藏中很少发现。三是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战国时期巴族地区墓葬出土青铜容器、兵器、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的现象极为普遍,大件、小件铜器均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器形主要有釜、鼎、罍、甑、盆、豆、杯、盒、鍪、壶、剑、钺、戈、矛、戟、鐏、弩机、甲胄、箭镞、斧、刮刀、斤、凿、削刀、带钩、印章、铺首等等。涪陵小田溪发现巴人墓葬9座,先后出土铜器近200件。巴县冬笋坝发现巴族墓80多座,每座平均出土青铜兵器3至5件,约计有300多件。云阳李家坝发掘战国巴人墓85座,先后共出土铜器134件。四川广元、峨眉、成都、绵竹、犍为等地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亦应在1000件以上。其中峨眉符溪出土的兵器约在300件左右。绵竹一座木椁墓就出土青铜兵器上百件。新都乌家堡战国木椁墓出土青铜容器、兵器共188件[19]3。除此而外,在渝东、鄂西、湘西及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的巴族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巴式兵器、容器和生产工具等,其数量无法统计。这些出土的巴式青铜器,无论其铸造质量或装饰技法,都十分精湛。尤其是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器物之精美都堪称巴墓之最。据对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的金相鉴定,证明与《考工记》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为例,其含铜82.11%,含锡15%,含铝1.5%;而《考工记》所载的中原地区铜矛的铸造比例为含铜83.33%,含锡16.67%[20]58。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着名的越王勾践剑,其铜锡合金比例为含锡16%~17%[21]26可见,巴族工匠已能与中原工匠一样比较正确地掌握青铜的合金比例了。中国古代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见于《考工记》,这是先秦时代古代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该书记载了六种器物的不同含锡量,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85.71%、含锡14.29%;“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83.33%、含锡16.67%;“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80%、含锡20%“;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75%、含锡25%;“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即含铜71.43%、含锡28.57%;“鉴燧之齐金锡半”,即含铜66.66%、含铜33.33%[22]497。这个合金配方,总结了青铜合金性能随配比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应用不同的合金配比制造不同用途的器具。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青铜合金的科学总结,在世界冶炼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工记》中还有关于冶铜时观察火焰以判定冶炼火候的记载,炼铜时,从黑烟、白烟到青烟,预示着铜锡中的杂质挥发完毕,精炼成功,才可以用于浇铸。所以到现在人们还用“炉火纯青”一词来形容事物的精纯,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从这一时期巴族地区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看,明显是采用了中原地区春秋中晚期发明的分铸法和失蜡法等先进的铸造工艺。所谓分铸法,是器身与附件分别做模,最后把各部分铸件组合在一起浇铸、焊接成型的工艺,它便于铸造形制复杂的器形。失蜡法溶模铸造工艺,是先用蜡、油等做成器物的模型,外面涂上耐火材料拌成的细泥浆,使凝固成型,浇注铜液时,蜡、油遇热流出,铜液冷却后即成为带有繁缛花纹的铸件。尤其是虎钮錞于的铸造成功,是巴族地区青铜铸造技艺成熟的标志。据考证,虎钮錞于的铸造,采用合范铸成,依錞于的器身,可-121-见有规律的垫片点,它是模具内部的支撑点,形如方钉,约1厘米见方。可见,青铜铸造技艺必须是精工规整方能成器,且模具上的花纹也必须是精雕细刻而成。在小田溪一号墓出土的14枚铜编钟,不仅大小比例匀称,而且钟面上还饰以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钟架上的虎头饰件则饰以错银云纹;三号墓出土的一铜壶上用错银的技法,制成云水图案,其精雕细镂,浑然成体,表现出工匠的高度制作技巧。此外,在出土的巴式兵器剑、矛、戈等器物上,也刻画了虎形纹、手心纹等各种精美纹饰。这些青铜器上的各种花纹图案,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工艺特点和工艺水平,还表现了那个时代不同区域民族文化的习俗和风格,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巴族历史、了解巴族文化的重要材料。
巴人青铜文化的特点
从巴式青铜器的出土状况和文化特点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体现了巴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地区出土文物中,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较多,这充分说明了该地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较高,从而推动了该地区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并促进了铸造水平的提高,进而带来了铜矿资源的不断开采和利用。三峡地区发掘的大量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表明,当时峡江地区与区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快,使之成为了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的中心地区。巴族进入青铜文明的时代虽然相对较晚,但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青铜工艺已经成为巴族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如青铜乐器、兵器及生活用器等。无论其铸造质量或装饰技法,都十分精湛。据对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的金相鉴定,证明与《考工记》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为例,其含铜82.11%,含锡15%,含铝1.5%;而《考工记》所载的中原地区铜矛的铸造比例为含铜83.33%,含锡16.67%。可见,巴族工匠已能与中原工匠一样比较正确地掌握青铜的合金比例了。在小田溪一号墓出土的14枚铜编钟,不仅大小比例匀称,而且种面上还饰以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钟架上的虎头饰件则饰以错银云纹;三号墓出土的一铜壶上用错银的技法,制成云水图案,其精雕细镂,浑然成体,表现出工匠的高度制作技巧。当然,从巴人青铜文化特质以及原生形态上考察,仍具有较强的原始自然色彩,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在铸造技术、规模、年代、精致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是两种不同体系、不同品味,也极不对等的文化。这是巴族地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经济文化中表现为,生产力水平较低,原始的渔猎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耕作技术低下,劳动协作程度低,自然环境对经济生活起着绝对的制约作用;在精神文化中则表现为,信鬼尚巫,崇尚祭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把如此贵重的青铜器当作祭品献与祖先或山川河神,足见巴人对鬼神的敬畏和膜拜程度。纵观世界文化史,渔猎经济的社会,其凝聚的动力主要是宗教和军事。巴人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其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因而其宗教则更多的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制度文化中,其社会组织仍然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部落和家族的历史延续不衰,仍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的色彩,缺少一套完整的规范和规则来统一全社会成员,部落和家族各自为阵,不能形成合力,因此也无法与东边强大的楚国相抗衡。(二)体现了巴族崇力尚武的民族习性古代巴族是一个憨厚质朴、崇力尚武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巴有将,蜀有相”之说《。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师勇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巴人“初为汉前锋,数陷阵”。战国时期考古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巴式青铜兵器,便是巴人这种崇力尚武民族习性最有力的佐证。据粗略统计,仅目前在广元、成都、犍为、巴县、峨媚、涪陵、绵竹、芦山等地出土的巴式青铜兵器就达到1000件以上。在巴县冬笋坝发掘的八十多座墓葬中,平均每座墓葬都有青铜兵器3至5件,合计300多件。从巴族地区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类型和数量看,首先是兵器数量多且比例大,一般占总器物的一半,有时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再者是形成了以剑、钺、戈矛等为核心的器物群。尤其是巴式柳叶剑,其出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巴式青铜兵器中都堪称首屈一指。《说文》云:“剑,人所带兵也。”古代巴族是一个善于驾舟、习于佩剑的民族,佩剑之习俗一直为当时人们所推崇,并有一种等级和身份的象征,死后便以此随葬,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在巴族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原因所在。纵观巴族地历史,尚武精神不但是巴人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巴人生存、发展、生息的脉络。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23]58:在巴人的民族文化精神体系乃至伦理倾向中,尚武精神不但表现为群体的精神文化,而且它在整个满足的文化氛围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巴人历史发展演进的主线,是巴文化特质的有力体现,并在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是留给后裔的宝贵财富,是巴人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更是巴人壮大、辉煌的有力保证,巴文化得以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三)体现了巴人率直豪放的个性巴式青铜器中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钲等为主,它一方面说明这是古代巴人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军乐器,体现了巴人天性劲勇、好战喜舞的民族性格,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就“歌舞以凌殷人”而名扬于世。“汉高祖平定三秦之战”中更是表现出巴师的风采。巴人这种坦诚豪放、耿直仗义、好战喜舞的文化性格为今天的土家族所继承,如今酉水流域的摆手舞和清江流域的跳丧舞就颇具巴风土韵。另一方面也说明巴文化在吸收楚文化等优秀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从巴、楚青铜乐器文化的对比来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巴人的青铜乐器多见于窖藏,少见于墓葬,并与当时的祭祀息息相关;楚人的青铜乐器均出自墓葬,作为随葬品在使用,不见有巴民族这种窖藏形式,并与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二者在青铜乐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楚人以成套的编钟为主,少见有錞于和铜钲;巴人则以錞于为主,少见有成套的编钟,并有相当数量的铜钲出土。据对这些铜钲测音的效果看,仅能发单音,而非双音制,其作为演奏乐器的功能相对较差。从发音效果看,巴人的青铜乐器显然无法与楚人的青铜乐器相提并论,且就时代而论,楚地出土的青铜乐器明显要早于巴地,前者多为西周至战国,后者则多为战国到两汉,显然,巴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四)体现了巴族重巫信鬼的功利原则巴人的青铜文化讲究古朴自然和娱神的功效,并不十分注重装饰。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多仿西周早期中原剑的形式,而不是就近随仿装饰精美的楚式剑的原因所在,从巴式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特点总的来看,也相对比较单纯,其精美程度无法同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装饰相比较。与楚式青铜文化不同的是,由于巴式青铜器多用于祭祀,因此特别注重娱神的功效,这在巴式青铜器虎钮錞于上表现尤为明显,巴人从东夷人那里承袭了錞于的形体及音乐和祭祀功能,然后以严谨的态度将錞于盘中的钮式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錞于之上,虎为百兽之王,为古代“四神”(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一,相传能避邪降妖,巴人想以此在祭祀中更好地发挥其娱神之功效,求得神灵的保佑。正如有学者所说:“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成份少,而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甚至在不少的内容上可以称之为粗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24]这一方面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巴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因为做为巴地民众,得其自然之造化的陶冶,社会文化发展的层次不高,其行为方式多本质之自然流露。这与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巴人“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辩丽之气”的风俗是相符的。巴人所处的地域主要在现今的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川东北山地和川东南长江上游一带,境内山岚重叠、水系发达,境内虽然资源丰富,但地理环境却十分恶劣,粗放的农业和渔猎经济模式,造就了巴人强悍的性格和尚武的精神,从廪君掷剑组织部落联盟开始,到协助周武王伐纣中的“勇锐”,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与楚、蜀、秦之间的步步抗争,无一不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因此,巴人的青铜文化中,巴式兵器之所以成为一个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器类,与其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及生活习性密切相关,说明巴人在维系自我生存中,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
结语
总而言之,战国到两汉时期是巴人青铜文明的兴盛时期,其青铜器主要包括乐器、兵器、容器、工具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乐器和兵器。从整体上看,器物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但诸如虎钮錞于、巴式柳叶剑的形态制作以及巴式兵器中的特殊符号等都极富地方特色,表明技术行为仍受制于自身结构。当然,从总体来看,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巴族的青铜文化要晚得多,铸造的规模也要小得多,除了少数制作较为精美的器型之外,大多数青铜器都还保留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制作较为简单、粗糙。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是在商代,而发现小件青铜器则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中。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从夏商时期开始出现小件青铜器,但直到战国时期才步入其鼎盛阶段,并延续到汉代以后。归根结底,是巴族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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