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的舆论活动十分活跃,对明代的社会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为触发点,发展到党争,包括明末三大案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看到活跃的舆论活动。产生这样活跃的舆论活动,有各种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经过两宋以至元代的长时间社会动荡,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明代社会各方面的生产与发展迅速恢复,甚至高出前代,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这样的社会背景,对明代舆论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明代舆论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以下方面。
关键词：文史艺术论文,核心论文,舆论活动,历史背景
一、长期的和平统一时代是明代舆论的成长发展的良好时代背景
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元洪武,到1644年明朝灭亡,明朝共计276年。经过长期的战乱与社会动荡,明朝的建立带来了一个和平统一的政治环境,为各项政治措施的实施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明代之前的元代,是由蒙古人建立的统一国家。元代之强,在于武力的强盛,因此开创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幅员之辽阔,仍为人所惊叹。但是,统治中国不到一百年,就分崩离析,天下大乱,为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所取代。原因在于元代实行“‘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1]整个元代,虽然有统一的国土,但是却无一套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也无固定的国家政策与统治思想。明朝建立之后,出现两百多年的长期和平时代。尽管其中也有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例如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明武宗时期的宁王之乱等,这些都是局部的小规模变乱,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维持了和平、统一的发展环境。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明代的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这是长期的和平环境为明代带来的结果,也为明代社会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根据19世纪中期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使领馆T.T.梅多斯的分析,中国稳定的根源被认为是有“三个信条和一种制度……这三个信条是:必须靠道义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质的力量来治国。让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妥善治理国家所必须的。如果君主道德败坏、肆意放纵自己,从而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废黜这样的君主。一种制度是:公职竞争考试的制度[科举制]……[2]这三种信条贯穿于汉武帝确定儒家思想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之后,为封建社会主流的思想价值观。在明代,正是这三种信条和一个制度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因此社会在数百年中持续保持稳定性。
二、文教制度对明代舆论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元代毫无制度与文教可言,因此,继任的明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制度的建立和思想的统治管理,实行以朱熹所创建的儒学分支——理学为封建正统思想,并且以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作为政府文官考试——科举制度的指定参考书。虽然这项制度到后来成为制约中国政治制度变革与发展的桎梏,但是,在经过几百年的动乱与“礼崩乐坏”重建国家文教制度的初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元代灭亡之后,包括明清两朝在内,共计500多年,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3]而出现这一伟大时期的主要原因,被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是理学在国家思想体系中统治地位的建立。因此,正统封建思想——理学的建立,这种思想中,“忠君爱国”“致君尧舜”的治国理念,也是明朝舆论思想的主流,是支撑着明朝士大夫以及各社会阶级投身于反对当政者的舆论活动的精神支柱和最终理想。上面所讲的关于中国稳定的三种信条,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中国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是传统儒家家治国的价值观念,其自身,也构成了舆论八要素中至关重要的一项:舆论本身——“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是在人们针对具体事件发表自己意见,形成舆论思潮之前,业已在自己脑海中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认识和思想理念、价值观,是做出发表意见的价值标准。正是有了上文提到的三种信条作为评判事务的标准,当出现违反这三个信条的事件的时候,舆论就会自发地出现,声讨被认为不符合儒家治国价值观的行为,并且因为这种价值观念在整个国家普普及范围非常广泛,这种舆论往往能够得到最大范围内的支持。
三、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经济的发展为舆论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明朝建立之初,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政权,面临的是一个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社会。经济状况极为恶化,尤其是农业生产的破坏最为严重。其中又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和两淮地区为甚。由于连年兵革,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丧失,土地荒芜。朱元璋自己也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4]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5]为此,明朝政权积极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农业生产,恢复经济发展。为此,明朝创立初期,当政者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鼓励生产力的发展,实行开荒屯田,兴修水利,实施各种促进生产发展的方法,增加人口。经过明初的修养生息,全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口的大量增长,使得各地均出现了小的经济文化中心,例如江南的苏州等府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也为舆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创建了良好的空间场所和经济条件。
四、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与白银货币化为舆论活动创造经济条件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出于对中国奢侈品的需求,美洲新大陆所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以上流入了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左右。”[6]明朝前期社会上主要流动的是铜钱,而明代的统治者对于铜钱是不鼓励的,实行的是完全没有准备金的“宝钞”,带来极大的经济弊端。到明嘉靖年间,实现全面用银,城镇中的商业组织,尤以典当行业最为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商业得到发展,为异地交易提供了便利。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也在增加。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多余的劳动力得以大量地涌入城镇,成为工场手工业的从业人员。这些离开土地的离地农民,在城镇中得到身份转化。而土地所有者也与前代大有不同,出现离地地主,即在农村拥有土地,而自身却搬到城镇中居住的地主。他们的出现,加强了乡村与城镇的联系。经济得到发展以后,人口流入城镇,市民阶层这一革命性力量的因素在城镇中得到加强,明朝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白银货币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尤其使商人阶层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得到现实可能。人口的流动,商业的发展,使得全国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些因素,是使舆论在大范围内得到迅速传播的重要条件。
五、明代市民阶层的出现,充实了明代社会舆论主体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指的“市民”,与西欧社会市民所蕴含的意义大体意思接近,但是又有所不同。在中世纪西欧的市民,泛指居住在城市中,从事工商业活动,并对经济制度有着改革诉求的居民。这里指的居民与上述含义有所接近,区别在于明代的市民阶层没有明确的对于经济制度改革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西欧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一样的阶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从宋代以后,国家的经济干预能力不如唐代以前严格,而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得商品经济在市镇中也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各地市镇数量大大增加,规模也得到扩大,成为近代都市的肇始。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在明清阶段市镇大量繁荣,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市镇中的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手工工场、作坊及商铺、银号,使得城镇居民的结构也发生变化,政府官、吏,军人及其家属的比例下降,在城市中进行生产生活的专门阶级——市民阶级也在此时形成规模。明代的市民阶层,包括在城镇中从事着非农业生产的,非政府工作人员,军队及其家属的人员,主要包括新兴的商人阶层和手工业工场的劳动力——工人这一数量巨大的群体。这些群体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比例最为集中,城镇数量也最为巨大,成为能够影响社会的有生力量。在明代,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中后期,在市镇中,“官营”比例逐渐减少,而“民营”比例大大增加。不少原本属于“官营”的项目,由于朝廷律法的解冻,逐渐转为民营,如织造行业,这促使了民间经济的发展。随着明朝中后期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等级观念的逐渐“解冻”,市场上丝绸等奢侈品需求量提升,商品交换日益增加,政府对于商业税的征收额度进行限制,实行轻税政策,也促使了商人阶层队伍的扩大和城市的繁荣,各种手工工场所需要的劳动力——手工业工人数量也大大增加。这种城市手工业工人,是城市无产者,在明代的城镇中,数量较大,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他们如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的“计日受值,各有常主,而不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7]是与现代的工人阶级性质相近。这些城市手工业者无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离地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成为依靠城市生活的特殊阶级。以商人和手工业工人——“百工”为代表的市民阶级逐渐形成,并成为舆论活动中的有生力量。我国封建社会历来以“重农抑商”为国本,而“士农工商”四等中,商人排在最后,历来被视为末等“贱民”,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的地位已经大大改善,与前代有明显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不但掌握经济命脉,其商业行为遍布社会各行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受制于传统观念,大胆地涉足社会事务包括城镇建设及经济流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公共舆论领域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形成了舆论主体中重要的一环。商人阶层与城市手工业者为主体形成的新兴阶层——市民阶层,在地方事务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并自发地形成舆论,引起社会活动,成为在反对矿监、锦衣卫等活动中的新的舆论主力军。市民阶层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是在明代才有的新现象,市民阶层在舆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明代舆论与以往舆论活动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明代舆论向近现代舆论形态转变的历史契机,也是明代舆论的不同性质的表现。
结语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明代时代背景、社会经济等的发展对明代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新市民阶层的出现,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白银货币化等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使得明代的舆论活动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色,也是促进明代舆论活动活跃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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